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正在重塑全球人才流动格局。
本周，德国驻印度大使阿克曼（Philipp Ackermann）公开发文向“所有高技能印度人才”呼吁：“德国以其稳定的移民政策脱颖而出，并为印度人在信息技术、管理、科学和技术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
阿克曼还附上一个专门为印度人提供德国就业、移民与职业发展信息的网站，并鼓励他们“（在这里）找到通往德国的道路，提升你的职业生涯”。
9月19日，特朗普签署的总统公告推出H-1B签证新规，要求所有新申请者支付高达10万美元的费用，旨在解决所谓“系统性滥用”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在H-1B项目中历来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占比超过70%。专家警告，此类政策可能加速高技能人才向加拿大、欧洲及中国等经济体转移。
总部在吉隆坡的全球房产科技公司居外IQI集团（Juwai IQI）联合创始人兼集团首席执行官安萨里（Kashif Ansari）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政府的这一政策将迫使雇主重新评估跨国招聘策略。“美国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可能因此放弃引进海外人才，转而依赖本地招聘或远程外包。这将削弱美国对全球技术型人才的吸引力，并可能在中长期影响其科技和教育竞争力。”他称。
哪些国家将受益
美国科技行业长期依赖H-1B签证引进高技能人才。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获批的H-1B持有者中，约60%从事计算机相关职业。
美国移民委员会的数据科学家哈伯德（Steven Hubbard）表示：“（美政府）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像亚洲、加拿大和欧洲等地，创造了吸引这些人才并推动新创新的机会。”
阿克曼在一段视频中进一步阐述了德国的优势，他强调称，在德国工作的印度人的平均收入甚至高于当地德国人的平均水平。他还表示：“我们的移民政策有点像一辆德国车，它可靠、现代、可预测。你不必担心在高速行驶时突然刹车。我们不会一夜之间彻底改变我们的规则。”
德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地吸引全球人才，源于其迫切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德国需要吸纳数万名技术工人以填补巨大的岗位空缺。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该国仍有38.7万个职位虚位以待，且预计这一数字将在未来两年内翻倍。同时，德国社会正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挑战：每五个公民中就有一人年龄超过67岁，出生于1955年至1970年的“婴儿潮”一代已开始大规模退休，而年轻劳动力数量不足，难以支撑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
数字资产服务公司Syz集团首席投资官蒙肖（Charles-Henry Monchau）也认为：“这或许是英国、欧洲和迪拜或中国的机遇。显然，若美国政策持续收紧，许多国家将迎来吸引外籍专家和工人的黄金窗口。”
英国风险投资基金创始人斯特宾斯（Harry Stebbings）也强调，“欧洲创新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人才流失”，而“特朗普为欧洲提供了重大机遇”。他呼吁英国为所有H-1B签证持有者开设快速通道，将英国打造为“人才磁铁”。
英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Cleo首席执行官哈西-约（Barney Hussey-Yeo）也将特朗普对H-1B签证的突然调整称为“前所未有的机会”，并表示该变化已引发美国本土工作者的高度关注。“自H-1B政策动荡以来，我已收到逾千条来自高技能专业人士的私信，他们正考虑离开美国——其中包括世界顶尖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毕业生和精英科技公司员工。这些人才的素质极为出色，”他表示，“英国应竭尽所能，成为这些世界级人才的首选目的地。”
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2020年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当面对技术移民政策收紧时，美国跨国公司会转向印度、中国和加拿大等地以保留人才。坐落在纽约的康奈尔科技学院院长莫里塞特（Greg Morrisett）也表示，学生若观察到美国此类政策环境，可能选择留在家乡发展，这将有助于中国和印度在培育本土创业生态方面抢占先机。
在加拿大，非营利组织“建设加拿大”（Build Canada）已将该国定位为H-1B政策变动后的人才理想落脚点，已发布备忘录呼吁加拿大“迅速行动”。
多伦多边境律所（Borders Law Firm）创始合伙人佩莱努尔（Andres Pelenur）称，加拿大无疑将从各方面受益。许多原计划通过H-1B赴美的人将转向加拿大寻求机会。同时，难以承担高额费用的小型企业可能会选择在加拿大设立办事处，以便将人才保留在北美时区，同时降低签证成本与行政负担。
英、韩政府已在考虑行动
在政府层面，不少国家也已计划响应和行动。据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正考虑取消技术工人签证费用的提案，其“全球人才工作组”也在筹划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与数字专家的方案，以刺激经济增长。
此外，报道称，韩国总统办公室主任姜勋植表示，他已指示各部门寻找机会，利用美国签证变动吸引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赴韩。虽然未透露具体措施，但他强调政府计划将明年预算重点投向人工智能等领域，以推动技术驱动型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这项措施在美国正面临着来自科技界和金融界的强烈批评。
美国科技行业贸易协会进步商会（Chamber of Progress）首席执行官科瓦切维奇（Adam Kovacevich）表示：“你很难找到很多初创公司愿意为每张H-1B签证支付10万美元，此外还要承担该员工的薪资。”知名创业加速器Y Combinator的首席执行官陈嘉兴（Garry Tan）也批评这一新规“摧毁了初创公司”，是“送给海外科技中心的巨大馈赠”。
在金融界，9月25日，高盛集团总裁沃尔德伦（John Waldron）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人才流动壁垒表示担忧。“我们在全球拥有广泛的业务，需要并渴望从全球各地吸引人才，我认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的障碍越多，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就越难做到这一点，”沃尔德伦说。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Jamie Dimon）本周早些时候也表示，特朗普总统提高H-1B签证费用的决定“让每个人都措手不及”。
全球投资分析公司BCA Research首席地缘政治/美国政治策略师格特肯（Matt Gertken）在本周的研讨会上表示，特朗普曾在2020年6月尝试推出类似H-1B签证限制措施，作为应对经济冲击的紧急政策，但该政策于同年10月被加州北部地区法院否决。“因此当前新规并非终局，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很可能被暂缓执行。我们已多次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典型模式：强势推动政策，知道会面临司法挑战，进而陷入长期诉讼。”格特肯分析称。
他还表示，行政命令在推行此类政策时会有阻碍。“通常，这类政策需经过监管机构的规则制定与公众评议流程，而目前这一程序尚未开展，存在明显程序障碍。核心争议在于总统是否有权设定远超处理实际成本的签证费用——这一问题目前仍无定论。”格特肯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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