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因其强调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以及不依赖复杂数学模型也能被普通大众理解的特点不仅影响了经济学发展，也借助公共媒体和自媒体的传播，在更广泛的受众中赢得了关注与大量“粉丝”。
然而，关于奥地利学派导论性的书籍却相对较少，近期，上海三联书店引进出版了史蒂文·霍维茨（Steven Horwitz）撰写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导论》，为中文读者理解和把握该学派的基本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霍维茨认为，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自由市场政策和自由意志主义在最近几十年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公众面前的存在感日益增强”，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的一次复兴。奥地利学派可以直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思想革命。这场革命直接创造了现代经济学方法，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开山鼻祖门格尔，甚至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奥地利学派是经济学的主导学派之一。”
然而，伴随着大萧条出现的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和微观经济学的数理化，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学派几乎消失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导论》第4页，下同）在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佛大学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出版了受到奥地利学派思想影响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为自由意志主义辩护，以及1973年伊斯雷尔·科兹纳出版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不仅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的复兴，还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重视，并且影响着公共的辩论。
作者｜李晋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导论》
作者: (美) 史蒂文·霍维茨
译者: 风灵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9月
霍维茨在本书前两章提供了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历史起源宏观性的概述之后，在接下来的每一章为读者分别论述了关于奥地利学派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方法。第四章讨论了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而在其他章节则专门讨论了奥地利学派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发展如市场过程和自发秩序（第三章）、资本和计算（第五章），价格和知识（第八章），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等（第九章）；并且霍维茨也没有忽视20世纪两场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史交锋：计划经济论战和哈耶克-凯恩斯之争（第六章和第七章）。最后，本书还专门介绍了奥地利学派在近期的一些发展。作者采取了“广义的历史方法”来论述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主观主义、不确定性和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市场的“自发秩序”，让读者更广泛地了解奥地利学派的立场和发展。
首先，奥地利学派的历史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这场重大的范式变革导致经济学不再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而是主张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这就意味着一件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取决于生产它所投入的劳动量和时间，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求。作者指出是三位思想家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提出了这种范式，而门格尔“比其他两位更强调经济价值的主观性……”。因为门格尔特别强调了经济学的核心“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这也成了奥地利学派的基础。并且门格尔的价值理论其核心是主观主义，“赋予商品价值的并非商品本身固有的或内在的什么东西，而是人们对这件商品可以满足某种需求的认知”（第14页）。
霍维茨专门在第四章中讨论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并且专注在了门格尔和米塞斯上。作者认为米塞斯直接继承了门格尔的思想衣钵。门格尔1883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中，区分了“精确定律”和“现实-经验主义概括”，“前者是用‘如果-那么表述，今天我们通常将之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后者是对经验规律的陈述……这些陈述不是必然的真理，只是经常观察到的经验趋势。（第36页）”作者认为门格尔和米塞斯都强调了“区分了某一特定理论的有效性以及它是否适用于任何具体的历史环境问题。”（第37页）换句话说，奥地利学派“不仅认为理论和历史截然不同，而且认为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先验的，因此无法通过经验来验证。”霍维茨指出这也是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普遍怀疑计量经济学的原因，因为计量经济学不能够通过实证性地统计发现普遍化的真理，同时这也促使现代奥地利学派超越了依赖定量研究，而更关注定性研究如访谈、原始历史文献等的研究。
作者强调说，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的核心主张是“先验的、不可检验的，不可能脱离这种先验的理论来研究历史，历史不能告诉我们确定的规律”（第42页）。这些都建立在米塞斯《人的行为》的观点上，“经济学的具体方法是想象的建构。”虽然经济学是先验的，但却并不意味着任何实证分析都没有意义。米塞斯“提出了关于人的思维的哲学论断，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思维构造相似。我们都有一套心智工具来把握现实，这是我们的进化遗产。任何拥有同等工具的生命都能够对人的行为本质进行反思……这一核心经济学知识都不与具体情况相关；相反，它只是某些类型的思维结构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我们在地球上进化而来的人类思维结构。（第40页）”
因此，对于米塞斯而言，经济学中谈论的人们的偏好，边际效用递减和供求关系，都不是建立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而是我们组织思维的基本原则。借此机会，作者批评现代经济学“有太多内容是以人的行为的错误前提进行的有效推理”，而奥地利学派则是需要寻找真正的经济意义来取代统计意义，其目标是“运用具有经济意义的经验证据进行经济分析。”事实上，奥地利学派秉承了米塞斯的一种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认为经济理论是套先验的，通过理性演绎得出的命题，并非来自后天经验性归纳的总结。
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之争
霍维茨在第七章将目光聚焦在了哈耶克-凯恩斯辩论所涉及的经济周期理论上。他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等同于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认为是米塞斯综合了英国货币理论传统以及维塞尔的利率理论所提出的观点。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理论》（1912）指出，当货币供给量超过了当前价格水平下的货币需求时，就产生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商业周期。在一个良好的银行体系下，市场利率能够准确地反映人们的时间偏好，因此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所支付的贷款利率和消费者牺牲当前消费进行储蓄而获得未来消费的意愿，两者能够相互协调。此时，一旦中央银行因为种种原因扩大了货币供给时，这些货币通过银行，因为人为的较低利率而出借给借款人之后，随着这些借款人花费掉这些货币，就会导致信贷扩张的后果进一步就会推动整个经济体的物价。
米塞斯主张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时间偏好需要通过时间机制来传递，却因为政府和银行的人为干预，推动了经济体中的价格，这种“繁荣”最终导致两种结果：“要么通胀停止，导致商业周期的泡沫破裂，转为萧条；要么通胀继续攀升……货币体系因过度通胀而完全崩溃。”（第71页）
在米塞斯看来，萧条是这种虚假“繁荣”的纠正机制，经济衰退是为过去制造出“繁荣”的不当投资而买单，就好比宿醉第二天的不适，这种情况反而是为了身体正在排毒的合理表现。因此，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在衰退期间正确的政策是让经济自愈，政府最不该做的事情是试图制造新的通胀来解决衰退。这种‘解决’只会让最初的问题再度出现。（第71页）”
然而，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1929年大萧条导致了奥地利学派所宣称的让市场自我修复的理论在政治上无法立足，相比于凯恩斯的观点，奥地利学派在提出积极的政策改革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会自我修正，而凯恩斯则强调了政府在恢复经济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他同时也为奥地利学派进行了辩护。霍维茨认为奥地利学派主张的是“只有在游戏规则正确的前提下，市场的自我修正过程才会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大萧条的情况而言，奥地利学派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和40年代）的世界缺乏正确的规则。”
因此，在作者看来，并不是因为奥地利学派的理论问题，而是当时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操作违背了奥地利学派的主张从而对市场造成了破坏，“大萧条既不是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的证据，也不是市场经济无法自我修正的证据，而是说明了糟糕的制度和糟糕的政策选择既破坏了市场协调，又阻止了市场的自我修正……大萧条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第79页）”总之，作者认为，奥地利学派并非在理论上败给了凯恩斯，只不过是因为“它无法在大萧条的深渊中提出改革和复苏的积极构想……”
《世纪之战：凯恩斯对决哈耶克》（Fight of the Century - Keynes vs. Hayek）视频截图。该视频使用轻松幽默的音乐和说唱对决的形式展现20世纪两位知名经济学家的思想分歧。
在第八章中，霍维茨就指出“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任何正确的经济学方法都必须从行为人的感知和观点开始，这意味着经济学不能在所创设的模型中对行为人知道些什么做出太武断的假定。”为此，他专门花费篇幅讨论了哈耶克著名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在上文讨论商业周期的部分中已经暗示着价格体系传递给个人各种信息，价格实际上就反映了某种知识，并且塑造了人进一步的行动。进一步就形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主张，“通过市场的价格和盈亏信号，使得他人能够获得我们（通常是私有）的知识，价格由此引导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计划经济之所以行不通，不仅在于政府无法掌握如此庞大的数据和信息，也不能够如同市场那样“利用渗透在经济决策之中的分散的、与环境相关的、默会的知识的能力。（第89页）”
这种主观知识论也造成了奥地利学派和其他经济学派如芝加哥学派理解经济学本质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就主张，优秀的台球手虽然不如物理学家那样能够推倒出球的轨迹，说明这些精细的运动轨迹，却并不妨碍他们能够如同知道复杂模型一般击打出最好的台球轨迹。同样，经济学家的模型未必描述了人们的心理过程或真实思考路径。但只要这些模型能成功预测人们的行为，那么就可以认为模型是有用的，无需过分纠结假设是否现实。
显然，哈耶克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人类行为的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理解物理世界的物体那样理解人类，因为人类是基于对现实的感知而进行有目的的行动，如果只是记录人的物理运动轨迹，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的行为。人们必须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才能理解他们的选择，这就要求任何社会科学都应以行为人的感知为基础。（89-90页）”因此，奥地利学派普遍认为，现代经济学的错误就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相反，经济学需要展示秩序是如何在正确的规则和制度下自发产生的原因。
关于哈耶克的更多内容，详见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争议哈耶克：经济学不是改变世界的魔法》：
哈耶克：最后一个堂吉诃德
一切的知识都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 纪念哈耶克诞辰125周年
相比于目前社交媒体所流行的奥地利学派的各种说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导论》给想要理解奥地利学派的认真初学者提供了一个有帮助的指南，也浅显易懂地解释了奥地利学派的一些主要观点、方法和立场，但就我而言，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霍维茨在使用和介绍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和知识论上缺乏严格的哲学术语的区分，结果就不免让读者费解。上文论述奥地利学派方法时，霍维茨近乎将米塞斯的方法论主张等同于“先验的、不可检验的，不可能脱离这种先验的理论来研究历史，历史不能告诉我们确定的规律”，又说“它只是某些类型的思维结构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我们在地球上进化而来的人类思维结构。”
事实上，撇开不少文献都已指出的米塞斯对于源自康德理论的一些术语的滥用和误解（如Pierluigi Barrotta,“A Neo-Kantian Critique of Von Mises's Epistemology”Economics & Philosophy 12, no. 1 (1996): 51-66），例如康德认为先验知识是经验的先决条件，但米塞斯则完全将其视为独立于经验的知识来源，而康德的范畴（categories）即便被理解为经验与现实感知的基本结构，但它们并不能直接作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理论的公理基础，事实上，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公理（the human action axiom）根本就不足以推导出即便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或原理，甚至米塞斯自己都承认，“劳动的非效用”（the disutility of labour）这一命题。米塞斯自己也承认，这一命题是经验性的，并非先验演绎而来。因此，作者将这种方法论称之为米塞斯-哈耶克方法论，而忽视了哈耶克自身所宣称的“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理解复杂、自生的秩序，需要结合理论推理和经验观察，关注人的知识局限和社会演化，却试图将先验-经验主义，先验-进化等等术语糅合在一起使用就呈现出某种怪异。
其次，作者人为地对奥地利学派进行了“大清洗”。尽管对于一本导论性质的书，无法过多的苛责，其不可能对奥地利学派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但是至少从思想史的论述中需要有一些辨析。本书给我的印象是，作者刻意地通过暗示：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柯兹纳等等来塑造一个奥地利学派的“正统和谐族谱”。一方面，作者没有提供给读者对米塞斯-哈耶克等思想差异性的论述，以及米塞斯和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甚至在讨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和企业家精神时，整本书都没有出现熊彼特的名字，不禁让读者产生怀疑，要么作者没有深入掌握该主题的文献，要么就是刻意抹杀了熊彼特的贡献。尽管熊彼特在很多的思想层面超越了奥地利学派的范围，但是其在方法论、商业周期、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对奥地利学派却影响深远。例如，多次再版的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在第23章关于奥地利学派的梳理所涉及的人物是：早期的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年轻一代的米塞斯、哈耶克和熊彼特。就算作者忽略奥地利人熊彼特的奥地利学派贡献，即便熊彼特在商业周期和企业家精神的开创性被忽略，其重要性也足以作为一个注脚而存在，却在这本书得到了彻底的抹杀。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另一方面，相比于过去奥地利学派有些人对于其他思想的排斥和排他性，如斯皮格尔论述米塞斯观点的固执“使他在经济学界处于一个极端的位置，远离了主流，被许多当时的同行视为乌托邦式的思想家。”当作者承认奥地利学派也“需要用当代经济学的方式重新表达”复兴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又表现出了一种学术开放的心态。
除此之外，尽管哈耶克等强调了经验和面向现实的自由，然而整个奥地利学派仍旧存在一些为人诟病的过度抽象的放任-自由和对具体的人的忽视，天真地认为市场关系完全出于“自愿交换”，而忽视了在现实中，许多“选择”是在无力、压制或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条件下被迫做出的。即便是前文所说的“排毒论”，但是这个过程中的痛苦却并非轻易能够抹杀和忽视的。斯皮格尔在评论米塞斯对绝对自由放任的支持时，就指出违背了前人维塞尔的教导；维塞尔在谈到劳动力市场时曾写道：“鉴于个体的无力，古典自由主义学派所宣扬的‘放任自流，自由通行’口号几乎变成了一种嘲讽。”
实际上，这种对社会福利的争论远不是奥地利学派在“社会主义计算性”的大辩论那么抽象，即便哈耶克自己面对真实的市场竞争中失业者时，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之外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保障。近来最大的一个反讽之一，很多奥地利学派的拥趸将阿根廷的总统米莱视为奥地利学派思想的体现时，米莱却都是依靠政府强权去推动一些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改革。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一个有趣的思想史现象，许多学派（如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尽管强调市场、自发秩序、限制政府权力，然而却在现实中对进入政府、影响政府公权力（无论是对华盛顿还是拉美如智利、如今的阿根廷）又抱有不亚于凯恩斯主义者的对政府权力强烈的渴望。这也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
最后想说一点题外话。如今人类似乎又进入了一个类似卡尔·波兰尼意义下的大转型，各种理论在现实面前都暗淡无光。在本书中，作者暗示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是好的，胜过其他观念和“主流经济学”，要么生不逢时，要么还不被人理解，似乎也正对应着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散发着实用主义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去。在动荡的时期，如果经济学家只能告诉我们：风暴过去后海面终将恢复平静，那么他们设定的任务未免也太容易、太无用。”
米塞斯-哈耶克的同代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回忆一战战败后奥地利人民的生活，国家飞速地印制货币，各个城市、小镇、村庄也都开始印制自己的“应急货币”（似乎让人想到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的主张），最终，当人们认识到私自印刷的货币根本不值钱之后，也只能弃用，茨威格说“如果哪位国民经济学家能够先把奥地利，之后把整个德国的通货膨胀各个阶段清楚完整地描述，其惊险程度必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混乱局面越来越离奇。”在茨威格的笔下，那时的奥地利“道德已不再存在，唯有一条准则：投机取巧、随机应变、无所顾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只有跳上那匹飞驰的快马才不会被它踩在蹄下。”
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剧照。
如同所有其他的理论一样，奥地利学派有不少可取之处，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今鲜有职业的经济学家会言必称亚当·斯密、门格尔（这种现象当然也有其商榷之处），而是根据文献的积累和对话来进行学科的推动和改进；换句话说，一篇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不是反复地重复前人的观点，而是必须有自身独特的贡献才能够被同行所认可，值得花时间去阅读和审稿。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彼得·勃特克（Peter J. Boettke）所意识到的那样“作为科学研究者，我们应该欢迎严厉的批评，因为如果我们的立场存在缺陷，我们就能通过纠正错误来学习并成为更优秀的科学家；奥地利经济学不需要热情的啦啦队，而是需要好奇、富有创造力并且善于批判的学者，他们愿意让自己的论点和证据随着研究的发展和发现的推进，走向任何可能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应当展现出清晰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以深入探讨经济理论的基础问题，并解决应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紧迫问题。”（Peter J. Boettke："What is Still Wrong with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
也许有朝一日，当奥地利学派不再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身份特征传播于社交媒体，而是用其思考的魅力浸没在社会科学的思考中，无需言必称主义，如古老的智慧之言所云“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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