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对傅作义的怨恨，是他在功德林中每天不得不面对的内心煎熬。曾经他常常愤愤不平地指责傅作义，甚至在傅作义亲自来探望他时，故意躲避。每当想到自己身陷困境时，他无法理解为何傅作义却能高高在上，仿佛没有受到任何波及。陈长捷心中的不满仿佛是一根绷紧的弦，随时都可能断裂。他愤怒地质问：“凭什么我成了战犯，而傅作义却能安然无恙？”虽然傅作义知道自己似乎对陈长捷有亏欠，但他依然选择了关心与照顾，尽管陈长捷始终未曾原谅他。
陈长捷为何如此憎恨傅作义？他们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恩怨？为何他会如此坚定地认为傅作义背叛了他？这一切，要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说起。那时，山西作为日军重点进攻目标，阎锡山的晋军虽装备精良，但在面对装备更加先进的日军时依然处于劣势。日军的进攻迅猛无比，尤其是南口的战役，汤恩伯的部队遭遇惨败，陈长捷被迫增援。虽然晋军拼尽全力，但刘汝明的怯战，使得张家口不战而降，陈长捷陷入了包围圈。然而，陈长捷冷静指挥，迅速找到敌人薄弱环节，几次冲击后终于突破了敌军的包围，成功脱身。
展开剩余78%回到山西后，陈长捷参与了举国闻名的平型关战役，这一战让他声名鹊起，成为了日军闻风丧胆的存在。此后的他，几乎每一次带兵出征，都会狠狠地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他的战功与声望迅速增长，但也让阎锡山开始对他产生了疑虑。毕竟，陈长捷并非阎锡山的亲信，而且他与傅作义之间的关系，令阎锡山越来越警惕。
1940年，阎锡山下令收缴九十军的武器，这一命令直接针对了中央军嫡系的汤恩伯。陈长捷不同意这个命令，他认为九十军肩负重要防守任务，解除他们的武装是自毁长城的愚蠢行为。阎锡山的命令无可反抗，陈长捷的拒绝使得阎锡山的怀疑愈发坚定，最终将其解职。此时，陈长捷选择投奔傅作义。两人曾是军校同学，陈长捷一心追随傅作义，但阎锡山的打压使得傅作义的晋军生涯处处受限。虽然傅作义与阎锡山彻底决裂，并转投老蒋，但陈长捷却未能随他离开，而是继续留在晋军。尽管他本希望借此获得更多机会，最终却也落得个解职的结局。
傅作义的学弟来到自己身边，傅作义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位置。1943年，陈长捷被老蒋送到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这是老蒋用来拉拢杂牌军的一种方式，待他深造完成后，随之带来的部队会归中央政府收编。老蒋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安排对于解决潜在的分歧有着深远的影响。陈长捷虽然被安排了副手，但始终保持着独立性。然而，抗战结束后，陈长捷再次被边缘化，而傅作义却因为出任华北剿总司令职务，获得了更多的机会。看到学弟屡遭挫折，傅作义深感惋惜，遂提出将陈长捷调至天津，免受上层纷争的影响。
陈长捷担任天津城防司令后，深知傅作义的支持对自己来说至关重要。没有傅作义的举荐，他无法获得这个职位，因而始终感激不尽。来到天津后，陈长捷对傅作义的话言听计从，尽力履行自己的职务。然而，残酷的现实依旧摆在眼前，国民党即将崩溃，形势日益严峻。傅作义与陈长捷开始探讨未来的出路，是加入我党，还是继续追随老蒋的步伐。傅作义选择在北京与我党接触，陈长捷则在天津坚守阵地，试图通过坚决抵抗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
然而，事与愿违，傅作义与我党谈判时的僵局并未如预期般产生成果，反而导致了我党加大了对天津的进攻力度。陈长捷固守天津，并拒绝投降，最终在我军的猛烈攻势下被俘。在他得知傅作义已经起义并顺利解放北平之后，陈长捷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慨。他无法理解，为何两人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会变成如此局面，傅作义竟能成为我党的“座上宾”，而他却成了阶下囚。陈长捷感到深深的背叛，他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失望，始终无法原谅傅作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长捷的心态逐渐发生了转变。傅作义不仅没有放弃他，反而多次关心他的家人，帮助他们在新中国立足。这些细微的关怀，渐渐让陈长捷意识到，自己与傅作义的关系远没有他所想的那么简单。最终，随着我党决定特赦战犯，傅作义也积极为陈长捷争取特赦，使他成为第一批被赦免的人。陈长捷被释放后，担任了文史委员一职。他与傅作义之间的恩怨，终于在时光的洗涤中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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